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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跨省市范围不甚明确的区域，比如长三角一体化中的区域，以及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中的中部区域、西部区域，范围似乎都不甚明确。
按照宪法、 地方组织法、 立法法等法律的设计，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是以行政区域为单位的，也即不同行政区域的立法主体所能规范的事项仅限于本行政区域的事项。没有禁止可以作两种理解： 一是宪法法律没有禁止，即意味着可以跨行政区域协同立法， 即所谓法无禁止即可为，而通常所说的法无禁止即可为，主要适用于公民或者其他被公权力监管的组织。
另一个是贯彻新发展理念。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两项职权的相对集中行使，是由《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两部法律予以规定的， 而且法律明确规定只有在这两个领域，国务院和经国务院授权的省一级政府才可以决定一个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处罚和许可权。结合本文第一部分对宪法序言和总纲以及国家机构的相关分析，可以看出，如果把宪法序言与总纲中的行政区划以及国家机构中的地方国家机关分割开来理解的话，区域协同立法完全符合宪法序言的相关表述。所以，宪法关于行政区划的设置，首先考虑的是纵向的领导关系，在这个前提下，再综合考虑横向的各方面因素，确定一个行政区域的管辖范围。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突破行政区划界限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这个问题下文还将涉及。现在的区域协同立法就是一个典型。应当说，无论是就自贸试验区还是就全国范围而言，2018年我国在外商投资准入方面都有了实质性的显著放宽， 从而为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准备了条件。
开辟外国人才绿色通道，深入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自贸试验区五年多来的发展创新为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未来应当紧扣自由贸易港的基本内涵及特征，从货物进出自由、资金进出自由和人员进出自由三个方面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相关制度。原《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管理办法》（1990年9月10日发布，已失效）第9条规定：转口贸易的货物在保税区内储存不超过1年。三是对港区内外籍高层次人才申请中国永久居留权给予适当倾斜。
例如，如上所述，香港实施宽松的签证政策，全世界约有170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可以免签证在香港停留7天至6个月不等。但值得注意的是，缓缴这一用语隐含有时间、期限的含义，即只是在某一时间段内暂不缴纳，之后仍需缴纳。
（三）人员进出自由：友好宽松的人员进出管理 除货物进出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外，人员进出自由亦即相关人员出入境自由和停居留便利也是自由贸易港的一大吸引力和竞争力之所在。金融要素天生具有集中性，需要大资金、大市场、大平台，这也正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原因之所在。又如，《海南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第（五）条明确规定：按发展需要增设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开展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主要开展国际投资贸易、保税物流、保税维修等业务。这里所说的外国人既包括高层次人才（技术专家、企业高管等），也包括企业一般员工，还包括为前两类人员（也可能包括区内中国人）提供私人服务的劳务人员（如菲佣）。
自贸试验区全称中的中国和试验二字足以表明，其定位不仅限于通过关税豁免促进对外贸易或是通过政策优惠吸引外商投资，更重要的是通过在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放权，探索政府职能的转变，改革政府治理经济的方式，积累相关经验并在成熟时向全国推广。例如，鹿特丹港可以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周日除外）、先存储后报关、以公司账册管理及存货数据取代海关查验，企业可以选择适合的通关程序，运作十分便利。同时，对于《海关法》第59条关于在货物收发货人向海关缴纳相当于税款的保证金或者提供担保后，准予暂时免纳关税的规定，也可以基于海关的监管资源和能力，并综合考虑收发货人的资质、信誉等因素，对于担保的具体形式进行区别化的灵活处理。正是在上海自贸试验区2013年、2014年两版负面清单的基础上，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推出了统一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广到全国，并进而推出了2017年更新版。
（三）进出自由 货物、资金、人员的进出自由，既是自由贸易港境内关外定位的逻辑延伸和具体体现，也是确保实现这一定位的必要安排。决策层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海南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第（二十一）条专条规定提高外国人才工作便利度：为在自贸试验区工作和创业的外国人才提供出入境、居留和永久居留便利。
根据该附约，自由区是指缔约一方的部分领土，在该部分领土内运入的任何货物就进口税费而言，被认为在关境以外， 亦即所谓境内关外。作者：廖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科研外事处处长、研究员。
事实上，笔者一直主张，对于可复制可推广的理解不宜绝对化，不应认为自贸试验区的任何创新举措都要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前提。但这里所说的免征关税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作为一种税收优惠措施的零关税，而是指对从境外进入并存放于自由区（一线）但不进入境内其他区域（二线）的商品免于征税，其实质上是我国法律所称的保税的概念。此前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强调可复制可推广，要借助自贸试验区的制度闯关来推进改革开放、转变政府职能，而不是成为通过政策优惠招商引资的政策洼地，这就使得自贸试验区总体上并未获得实质性税收优惠安排。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实行的单一窗口制度是一种数据和信息整合的模式，虽然为企业提供了很大便利，但并未改变多个部门多头管理的基本格局。因此，在后续制度改革创新中大可不必过多考虑如何实现互通和渗透，而是应当在继续保持二线安全高效管住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开一线，包括简化账户开立和资金划转手续、提高账户内本外币兑换额度等，在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中加快迈出更具实质性的步伐。从监管方式看，就是要从无差别的常规监管变为差别化的精准监管，包括探索一线无条件准入、实施第三方采信、基于大数据分析确定重点监管对象等。
出于方便国外专业人士和投资者进出以及促进旅游业等目的，香港实施宽松的签证政策，全世界约有170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可以免签证在香港停留7天至6个月不等。贸易网24小时运行，自动接收、处理、批准和返还企业申报的电子数据。
支持开展国际人才管理改革试点，允许外籍技术技能人员按规定在自贸试验区工作。这也正是决策层将自由贸易港理解为和定位于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的原因所在。
金融领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后续讨论。
例如，香港的资本市场完全开放，对外资公司参与当地证券交易没有任何限制。这就要求在确保二线管住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一线放开和区内自由的程度和水平，提高各类货物通关、存储、转运的效率和便利程度。就此而言，自由贸易港是保税区的进阶，也是自由区的高级阶段。可见，就保税而言，自贸试验区已经完成了从保税仓库向自由区的进化，区内货物免征关税的要旨在于附条件（不进入境内区外）而非附期限。
迪拜的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园区没有任何外汇管制措施，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不收限制。2017年3月30日，国务院印发《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国发〔2017〕23号），其中明确规定：在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设立自由贸易港区。
作为自由贸易园区的高级阶段，货物、资金、人员进出自由的程度才是体现和衡量自由港开放特性及程度的关键指标。二是如何在法律和制度层面凸显及保障自由贸易港的基本定位及功能，现行制度和规则又存在哪些有待改进和完善之处。
在此基础上，我国又于2018年6月30日发布《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以下简称《2018版清单》），自7月30日起施行。例如，高水平的国际性法律服务是香港、新加坡等自由贸易港的标志性特征，而《2018版清单》对法律服务的外资进入限制依然严格，如外国律师事务所只能以代表机构的方式进入中国，且不得聘用中国执业律师，不得从事中国法律事务。
关于保税的法律性质或者说理论基础，尚无通说。三 自由贸易港的制度构建 如前所述，境内关外和免征关税只是自由贸易港的起点，也是所有自由贸易园区均应具有的共性特征。例如，《上海自贸试验区条例》第18条规定：自贸试验区与境外之间的管理为‘一线管理，自贸试验区与境内区外之间的管理为‘二线管理，按照‘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流转自由的原则，在自贸试验区建立与国际贸易等业务发展需求相适应的监管模式。但这毕竟只是总体方案，当务之急是在此指引下尽快出台操作性细则并付诸实施，从而使海南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发展自始具备高标准，在人员进出自由方面给全国树立一个新的标杆。
第三，降低综合税负，提高纳税便利化水平。对于在全岛范围内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为战略定位之一、以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致力于打造成为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的海南而言， 人员进出自由应当说更加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相较于此前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同类规定， 海南自贸试验区的规定无疑更为明确和直接。二来复制、推广过快会对试验深度和要素积累造成影响。
尽管我国早在2004年就出台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但由于实际操作中的严格控制，顺利获得中国绿卡的外国人少之又少。其次，探索更加综合化、一体化的管理模式。
